說名道姓：十九、姓名的社會烙印
十九 國外我叫喬治張，國內我叫張喬治——姓名的社會烙印
在東非的吉庫尤族中，共有九大姓，都源於女性之名，那裡至今還流傳著關於這些姓的傳說：
創世之初吉庫尤族的始祖吉庫尤受天帝的恩賜與穆比結婚，生了九個女兒。天帝於是賜予九個男子給九姐妹做丈夫，他們一起繁衍了許多後代，形成了穆比部落。吉庫尤和穆比死後，九個女兒分了家，成為九大世系，這些世系的姓都由九姐妹的姓稍加改變而成。在這些世系中，女人的權力至高無上，可以“娶”很多丈夫，所生子女全部繼承母親的姓，但到後來，男人們終於忍不住了，於是群起反抗，使整個部落由母權制轉化為父權制，穆比部落的名稱也改成了吉庫尤部落，只是九大姓因遭全體女性公民的強烈抵抗，才保留至今，成為吉庫尤族最大的九個姓。
這個傳說生動地反映了吉庫尤族人名系統與社會發展的親緣關係。
社會生活是文化的源泉，正是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為文化寶庫不斷添磚加瓦才構築起矗立於各民族之林的文化廣廈。作為文化現象之一的人名系統，其形式、結構不僅影映著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顯示著文化交融、發展的軌跡，折射著人們內心的各種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會生活的烙印，受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
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人類社會發展的量表，從人名系統的社會烙印上，我們可以窺見社會發展形態，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觀念演變的軌跡。本文將從人們群體取名的社會烙印和個體取名的社會烙印兩方面來分析社會發展對人名的影響。
A 群體烙印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階段，從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統的演變所對應的社會形態中，我們可以發現某些類同性。
在原始社會，人類先後經歷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兩個時期。人類文明之初，女性在社會上坐了近萬年的首席，這種社會形態在姓名系統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跡。如我國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從女而成，連“姓”本身的釋義都為“從女而生”。如姬、姜、媯、姒等，這說明我們的祖先經歷過母權社會的。
國外的人名系統經歷了與漢名同樣的社會變遷。本文開頭講的吉庫尤族姓名即是如此。著名民族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也曾說過：“如果詢問一個呂西亞人的名字，他便將他自己的名字，他母親的名字，以及女系祖先的名字一一回答出來。”這也說明呂西亞人在當時(前440年)正處於母系氏族社會。
在當今社會一些發展緩慢的民族中，我們仍能從其姓名的結構中窺探從母繫到父系轉變的軌跡。如我國高山、拉祜等少數民族還實行母子聯名制，崩龍族在聯名時還將母名置於父名之前，反映了母權高於父權的社會背景。瀘沽湖釁納西族的所有人均居母家，使用母系姓氏。摩梭人的人名中甚至出現以母老虎、母牛、母雞等雌性動物命名的現象。而我國西雙版納的克木人實行雙系聯名制，既聯母名，又聯父名，亦表明其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歷史足跡。而一些民族的母子聯名向父子聯名演變，漢族姓氏自夏以後，極少用從女的漢字，甚至把從女的古姓去掉女旁，如“姞”姓改為吉姓的現象，則是以父權為中心的社會打下的烙印了。
遠古時代的人名還受著經濟發展的薰染。如我國景頗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栽芋”、“整理芋墒”意的名字，說明當時景頗人的經濟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一個到達怒江的傈傈族人叫瓜木比，“瓜”為蕎麥之義，其名也表明此時居怒江的傈傈族人，是處於以種蕎麥為生的農耕經濟形式之中的。
回到華夏的上古史，從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蓐收等姓名中，我們不難看出時人佃漁牧畜、力田事農的生活方式。在青銅器上抄下的名字，如弓父庚卣、豕形父已爵、虎父丁鼎、龜父丙鼎、子刀父已方鼎等，我們又能看到那時已出現諸如打鐵、打漁，殺豬等分工合作式經濟了。
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等級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蓋了深深的一戳。我國奴隸制社會的夏、商、周時代，只有奴隸主貴族才有姓氏，奴隸是絕對不能擁有的，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數極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賜姓名，如商王武丁因夢聖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說，原為築版的奴隸，本無姓氏，因為商王重用，才由原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社會中，人名面臨著同樣的不公：只有奴隸主才有名有姓。據說，古希臘有一個大奴隸主的兒子非常愚笨，連希臘文的24個字母也記不住，奴隸主只得用這些字母的讀音給家中的24個奴隸取了名字，以便這個愚蠢的兒子記住，這樣，才使這些奴隸有了象徵性的名字。
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經歷了幾千年，人名系統亦經歷了風風雨雨，記載著封建王朝的社會變遷。漢族人名系統中的避諱，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學家尋根問祖的有力根據，這也是封建時代人名受政治影響的一個很顯著的例證。
避諱始自秦代，但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避諱內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諱文字。西漢初諱“邦”、“雉”，東漢則避“秀”，”莊”等。從另一方面講，王侯將相的姓氏避諱為後人的考證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避諱是姓名影響社會的一個特殊點。
另一個特殊點則是賜姓和國姓的顯貴。漢以劉為國姓，唐以李為國姓，當然各代賜姓的文化內涵是一致的，但所賜的國姓無不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封建社會中，幾乎每朝每代都有群體性姓名打上時代烙印的典型。
魏晉六朝，五斗米道興起並逐漸得到普及，“之”字作為五斗米道的標幟，記載了當時該道鼎盛時期的狀況。當時的顯閥與士族，無不採用之字為名，甚至父子兄弟數代相襲，不避名諱，如祖沖之上有朔之，下有恆之;顧愷之上有悅之，下有憲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橫行的歷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晉六朝史，這真是以姓名標幟社會的一個典型例證了。
南北朝時期，宗教興起至於泛濫，亦可以從人名中窺見一斑，翻閱《南北史表》，什麼僧綽、僧珍、僧果、金剛、力士、摩訶，梵童、法僧之類的名字隨處可見，釋道宗教在當時社會的地位，聰明人肯定會一目了然。
唐乃盛世，歌舞昇平，國富民強，無論大臣還是草民之間的關係都很融洽，這在當時的名字系統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點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歡標榜排行。名是用來自稱的，字是讓朋友呼喚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則自己與別人在稱呼上就不分你我了，這種自謙且謙人的形式在較為開放的唐代出現是正常的，象郭子儀字子儀、李鼎字鼎、司馬之禮字之禮、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對方客氣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隨和了。
唐人的行第稱呼流行是社會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個烙印。打開杜甫的《草堂詩箋》，詩題上的稱呼，滿眼行第字，如韋十六評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書記適、李十五丈等。唐人詩文集中，這種行第稱呼是第一特徵。見此特徵，斷為唐詩，八九不離十。這種習慣不僅暢行於詩中，而且朝野上下，閨閣內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為裴二，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是為朝中君臣間的親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陳卅一娘等，洋洋大觀，是為閨閣間的和睦。今人讀唐史，單從姓名中即可瞭望唐時的和順氛圍，又可在查閱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時諸公的大名，姓名於社會生活的鏡像又見一斑。
尊老養老乃我國傳統。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為人所敬重，以致時人取名時亦常以“老”字自褒，什麼趙學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語錄得以淋漓盡致的貫徹執行。
19 世紀，封建社會的鐵門在鴉片戰爭的炮火轟擊下，呼然洞開。西方列強入侵，在中國社會衝起陣陣驚濤駭浪，“德先生”和“賽先生”走到中國民眾面前，從文化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為中國人指明了一條新的出路，人名作為社會的忠實鏡子，折射著這種歷史的起伏。
“五四”前後，各種各樣的書刊雜誌上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喬治”、“約瑟”、“瑪麗”等名字，“德”、“賽”二公潛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進化論觀點的影晌，李天擇、張競生、錢競存、文競雄的名字大受歡迎，而另一方面漢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號齊備的結構亦受到刨根見底的清理，人們再也不把姓名作為一種血緣關係的外顯，而當作一種純粹的符號，隨意改姓、隨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現象屢見不鮮。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來姓名而選用了筆名，成名後乾脆以筆名作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萬，名家寶;魯迅姓周，名樹人等。歷時千年之久的避諱制度也被徹底革除了。對尊者長者之名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一反常態，常以其名來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來命名的有中山大學、中山陵、中山裝，幾乎每個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會上同姓不婚現象已成為舊習而丟棄，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結良緣，伉儷雙飛。
這段時期，漢族人名受國外影響發生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人們仰慕西洋的繁榮和發達，在人名中抒發其意;另一方面，鑒於清庭腐敗，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發了“奮發圖強，振興中華”的意願，如章太炎、趙炎午、胡漢民、于右任、戴天仇等，無不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反映。
在國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經濟活動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猶太人為例，每一次排猶反猶浪潮，都在猶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跡。18世紀末19 世紀初，歐洲各國掀起反猶浪潮，無家可歸而寄身各地的猶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國制定的一系列關於擾太人取名選姓的侮辱性強令。如匈牙利的猶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個姓，而在名字的選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驢腦袋”等名則成為他們不得不選擇的範圍。二戰期間，德國納粹甚至限定猶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頒布的《猶太人姓名一覽表》中列舉的185個男人名和91個女人名，今天的人們不查歷史，只要看看猶太人的姓名，就能從中明了當時猶太人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國，十月革命又產生了一大批與以前古傳慣名和宗教名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爾、馬列因、皮亞特夫切特等，分別孕含世界革命、馬克思——列寧、五年計畫四年完成之義，這些直接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代烙印的名字，在當時遍布整個蘇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姓名又在這個分水嶺上顯示了變化的軌跡。在今天老一輩的人名中，帶有“福祿壽喜、榮華富貴”等字眼的名字較多，如錢世福、張有祿、王壽喜等，不勝枚舉，但在共和國成立以後出生的公民中，這一類名字就大大減少了。共和國成立後的四十多年裡，人名的變化又隨抗美援朝、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起落而變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們可以從他們幾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憶起這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共和國成立後的人名用字，往往隨著歷次重大政治運動或社會變革而變易，有著強烈的時代特色，下面分幾個階段予以分析：
1、建國初期(1949一1950)：這兩年是共和國迎來曙光後的起點。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戶籍檔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國”。張建國，在北京鐵路局工作;吳建國，在南湖渠磚廠工作;另一位張建國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慶華。
2、抗美援朝時期(1951一1953)：這時叫衛國、援朝、抗美的頗多，如宋衛國、方衛平、鄧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這段時期正值共和國集中精力建設祖國時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設、建強之類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設、李互助、張建強等。
4、大躍進年代(1958一1959)：體現時代特色的如衛星、躍進、躍華、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躍進、潘勝天、戴紅花、王超英、方衛星等。
5 、三年困難時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圖強等名，抒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澤東同志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這時高學雷、艾敬鋒，是為學雷鋒的顯現;錢志農、董加耕，則為返農潮的再現了。
7、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一1976)：桌球名將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議他改名，他婉言拒絕了，他認為，“文革”之名，畢竟是一種特殊年代的印記，一種歷史運動的鏡像，於是馬文革這個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間以某種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勝數。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統計，取名用“紅”字的頻度建國後越來越高，從建國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間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個字，後來一起更名為林東、林方、林紅，三個名聯起來即為“東方紅”。還有一個姓鄭的女孩，原名叫鄭秀英。全國學解放軍時，她改名為鄭學軍;後來進了工廠，又易名鄭繼紅。有人嘲諷她的不斷改名，說：“將來她結了婚還得改——那時就改成鄭何氏(正合適)”。
“文革”期間，體現時代特色的名字還有董要武、鄭紅衛、於立新、徐衛東、齊造反等，舉不勝舉。
8、新時期十年(1977一1987)：這是改革開放的十年，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思想解放，人的名字於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繽紛之態。什麼倩、晶、媛、穎、蕾等之類的美名、雅名群起而來，各種單名應接不暇，男女間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場，帶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麗莎之類的又重新抬起了頭。
9 、當代(1987年至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化層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講藝術化、寓意化，俗氣的如花、福、財之類的名字已被普遍揚棄，政治化和具有時代特點的名字也呈遞減趨向。我有一個侄子，出生在當代，父母為其取名頗費腦子，後來遍查文籍，才取了個合適的名字：錢堃。一示有文化，二者為乾坤之諧音，頗有男子漢大丈夫托乾坤於身的氣派。
由於計畫生育政策的全面貫徹實施，往往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子女，人們在為其取名時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與人雷同，於是各種生僻字眼又抬起頭來，據說，不少老師常為拗口的名字大傷腦筋。
祟洋媚外之風在這時期又升級，各種帶洋味的名字很令擁有者身價高出許多。目前，許多在校大學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個是對外的洋名，一個是對內的漢名，“在國外我叫喬治張，在國內我叫張喬治”，張公子的靈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體的社會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載下了社會變遷的流行曲，而個體姓名的社會烙印則是以其生動引人的故事記述個人在社會變遷中的行為和思想軌跡的。
B個體烙印
個體(即單個的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一方面要趨合群體的行為規範，另一方面亦有其個體獨特的社會經歷，這種獨特的社會經歷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取名以志個人社會經歷的，往往不是個人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為立名之時，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話都不會說，哪能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兒子叫李寄，乃因其為徐的遺腹子。徐死後，李寄的母親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遺腹子出生後便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養李家之意。李寄生於明末，長於清初，後來他又自號“介立”，這個號有雙重含義介於徐、李兩姓;介於明、清兩朝。1991年江淮大水災，無數嬰兒被人在水中救出，於是“水生”、“軍生”之名時時見諸報端，這也是一種社會歷史的記載。
正是因為個人在取名時無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軌跡，有人又別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經歷取在別人(主要指後代)名字上。近代詩人、台灣愛國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為抵抗日本侵占台灣，曾組織團練奮起反擊，抗戰20晝夜，終至失敗。退回大陸後，其子出生，為了紀念這段經歷，遂為其取名“念台”。又據《新民晚報》1989年1月3日載，廣西武鳴縣有14位未婚青年為一被棄女嬰共同的爸爸媽媽，他們集體出資，輪流撫養，使這個幾近死亡的女嬰活得十分幸福。為了紀念這種特殊的經歷，他們共同為女嬰取名叫“慶幸生”。
從社會生活走入文學作品，作品中人物與其社會生活經歷、個性特徵的種種關係常被作家外顯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說《女大學生宿舍》中，在籮筐中長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經歷，我們熟知的《紅樓夢》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應嘆息)，單聘人(善騙人)、卜世仁(不是人)、嬌杏(僥倖)等，人名都與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所作所為息息相關。
筆名是表現會經歷的最佳載體，許多作家的筆名與其生活經歷密切相關。魯迅一生用過128個筆名，每個筆名都與其當時的思想、環境、處境大有關聯。如有人攻擊他為“封建餘孽”，於是他有了筆名“封余”、“豐瑜”、“豐之瑜”等;1930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他又取“墮落文”、“洛文”、“樂雯”等為筆名，所謂以其人之道，還之與人，如此針鋒相對的筆名，正是魯迅社會經歷和個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鴻，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他“經歷了較前更深更廣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陣容內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而且也不會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這種矛盾的經歷之中，他便取了“矛盾”為自己的筆名，後聽從葉聖陶的建議，改名為“茅盾”，以便更象一個真名。
作家艾蕪，30年代有一個筆名“劉明”，乃“流民”諧音。“劉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時代由四川流落到雲南、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飽嘗辛酸的人生經歷。艾蕪在蘇聯有個“同情兄”，即高爾基。高爾基父母早亡，11歲就到社會謀生，當過學徒、看門人、鍛工、更夫、碼頭工人等，後來他開始發表小說，取個寓含“痛苦”之意的“高爾基”為筆名。這個筆名是其艱辛生活經歷的真實寫照。
筆名而外，別號乃文人墨客載述個人生活經歷的一個重要陣地。錢謙益降清後，別號“峨嵋老衲徹修”，這位醉於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緣何以老衲自號，且要銘心徹修呢?原來他當國變之際，為保全名節，理應一死殉國，可他又不捨溫柔餘生，只厚顏事敵，無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裡去徹底修悔了。如其詩句“病樹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為心”所言，矛盾的內心，只得在別號上予以渲泄。
曾國藩晚年號求闕齋主人，與其壯年時名寓含的要做國家藩籬志趣迥異。查史發現，自古以來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響噹噹的，富於進取精神。及其晚年，事業有成，性情轉趨平淡，立號便託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隱了。地位愈高，將退的氣氛愈濃厚，對人也越謙虛。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趨”。曾國藩位極人臣，命名求闕，正是出於這種心理。從名字到號的發展上，我們可以看到名人們社會經歷而引起的心理反映。
鴉片戰爭後，外患內亂，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不少文人的別號又帶上了強烈的愛國色彩和奮發向上的精神，這是個人別號與社會習氣相悖的例證。如英烈鄒容號“革命軍中馬前卒”，秋瑾號“鑑湖女俠”，周樹人號“戎馬書生”,沈雁冰號“醒獅山民”等，這些別號，是與其社會時代環境密切相關的。
除了取名、命號等以外，人們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時代背景和個人行為軌跡的，這將在改名漫談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複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