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姓名避諱

歷史是一部宏偉的交響樂，有起有伏，有張有弛。避諱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亦然。南北朝就是避諱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他們似乎專門以同名不諱來自鳴高尚，且看書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輩表：

玄之

凝之

羲之

微之

楨之

操之

獻之

靜之

王家三代不避同名“之”諱，究是原因，當時，之字是貴遊子弟的特別標幟，並極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於名字的暗記。這正如那些要風度不要溫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樣，為了髦得合時，寧可傷寒抽風。而且就後一點看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頭可斷，血可流，做人的標準是不能倒的。

王家非皇族，似嫌說服力不夠。在下翻閱史卷，輕而易舉又找到兩則“皇”證：齊高祖蕭道成字紹伯，其父就叫嗣伯，;後魏獻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可見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諱觀念不強的。

避諱這種現象，本身就是能件不正、坐不端的崎形產兒。名不正則言不順。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時時忍不注要爆發些不尷不尬的幽默故事來，倒為中華笑史添了一筆意外之財。

元《稗史》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子聰慧敏達，性愛讀書，凡經史上有“良臣”二字，均避而諱之。一日讀《孟子》“今日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避“良臣”父諱讀曰：“今日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為避父諱，孺子只好認“賊”作父了。無獨有偶，同代某君父名阿谷。一天，此君讀《四書》，突遇“舊谷既沒，新谷已登”一句，無可奈何，只得高聲誦曰：“舊爹既沒，新爹已登”，諱安全避過，又給老爹送了頂綠帽子，阿谷取此名時，是否科到會有如此“名”外之獲呢?歷史上，關於馮道和田登避諱的笑話是廣為人知的。五代時馮道的門客讀《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為要避馮道的諱，遂鄰居民了“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一時傳為笑談。老師的“道”字尚且如此“不敢說”，要是避皇上諱，真不知這位可憐的學子該如何去說了。田登是宋仁宗時的南宮留守，登兄治州無甚造化，於避諱卻頗有造詣。“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放火三日。’”上元節是行燈會之佳節，白髮垂髫放燈嬉戲，其可快也歟!孰料田登諱登改燈為火，一字之差，性質迥乎。試想，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縱火焚物，那還了得?田登後來因此而罷了官，實在是罪有應得。

幽默畢竟是調侃，笑則笑矣，無妨大體。有些讓你笑不出來的諱事，則不得而委屈讀者諸君了。下面說幾個因犯諱而影響個人一生前程、甚至掉了腦袋的恨事，扼腕獠牙，悉聽尊便。

唐代大詩人李賀，文彩飛揚，傲視當代。惜乎其父取了個李晉肅的大名，賀只得放棄中進士的非分之想，進士乃官衙的敲門磚，“晉”都不進，何仕之有?韓愈得知此事後，憤然作不平之鳴，專撰《避諱》文以伸其怨。文曰：“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韓愈憤則憤，徒傷悲白髮，於事無濟，李賀仍被終身攔在進士試場門外，只作了個職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鬱郁了此一生。

田登、馮道之流，王侯將相走卒耳。他們手持“為尊者諱”的衛道劍，頂著下屬晚輩的腦門，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皇上聖諱之威，則是儀若雷霆，萬萬不可冒犯的。《唐律疏議》規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跨入不赦的“十惡”之條，哪怕是無意犯禁，亦難逃“法”網。明太祖朱元璋當過光頭僧，舉過義軍旗，因此避“僧”，“賊”二字象避狗屎一樣敏且捷。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寫賀表時，用了“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句，朱元璋看勃然大怒，說：“生者僧也，以為我從釋氏也，光則摩頂也，則字音近於賊也，罪坐不敬。”將徐氏的頭祭了劊子手的屠刀。

清朝雖是滿人坐龍庭，視漢人為劣質公民，對漢皇的一套封建禮制卻全部奉行拿來主義，並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發揮。乾隆時，江西舉人王錫侯修訂《唐熙字典》，自編《字貫》一書。巡撫海成發現書中竟直書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竊喜，趕緊上告皇上，以為能賜官受封，連升三級。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僅下令斬了王錫侯及其子孫，連海成巡撫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貫》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誅“之罪，革職查辦，最後還判了斬刑，緩期執行。甚至連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連。海成巡撫身陷囹圄，連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權力都給剝奪了。這位拍錯了馬腿的仁兄真該”以頭搶地爾。”

犯諱受刑的事例說明，受封建禮教文化、等級觀念影響而形成的避諱，一旦羽翼豐滿起來，它又會反過來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產生很大的制約作用。正是人名與文化的這種相互作用，使得人名系統的文化內涵日益豐富多彩，日益複雜深刻。

正如腐臭的東西可用作肥料，錯謬的事故可以借為明鑑一樣，避諱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避諱雖然不愧為製造古典文獻溫和混亂的“精英分子“，但由於它是時代的產物，人們又能反過來利用它去辯別古書、文物的真偽，敲定書籍版本的確切年代。因為某個時代出版的書，都要避當代君主的聖諱和個人祖輩先生的私諱的，明知故犯，則是偽作無疑。

如署名司馬相如著的《長門賊》，開篇首句便道：“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司馬相如早在漢武帝死前32年就魂歸西天了，他是怎么得知劉徹死後的諡號“孝武”呢?《長門賦》顯然是後人偽作的。

再如《六經》一書，署隋朝王通著。但書中卻避唐高祖李淵諱，將戴淵改為戴若思;又避唐太祖李虎諱，將後趙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龍。隋人避唐諱，豈非乾坤倒置?可憐唐代這些偽作者，連偽書都要避當朝諱，雖想天衣無縫，奈何諱之虎?烏呼!

還有一種試析作者真偽的妙法，即書中涉及作者本人“尊者”大名的地方，作者是否避而諱之。當今，《紅樓夢》為曹雪芹所著，似成定論，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寫，不由不讓人疑竇頓生：

“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得沒意思，笑道：‘誰知道他糖銀果銀’”。

曹雪芹其祖為曹寅，雪芹把寅字又寫又說，不僅手犯，而且口淫，簡直肆無忌憚之極。曹公如此大手筆，拈字弄句手到擒來，焉能為區區取一名字而犯祖諱?可見，《紅樓夢》並非曹雪芹所著，此證雖孤，卻似歸納推理中的反聲，正如多米諾骨牌，倒其一隻則撲其全體，潘成規此證雖孤卻強。

避諱之于姓名，可謂重頭戲。筆墨所限，本文不能展說，只能勾其大概，讀者諸君諒之。

作者：錢亮星